大专怎么追女孩子(在大专怎么找女朋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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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哑河

　　致力成为最具思想深度的公众号，为数极少的值得反复阅读的公众号，与每个人的命运相遇。文字如同信仰，思想如同深渊。于沉默处言说，于黑暗处上路。（摄于西藏）

段玉原创歌曲《电梯姑娘》

　　（2013年，底层访谈系列。原刊于团中央某杂志，并被共识网等多家网络转载，同时收入某书中。关于底层中国，笔者所观所感，不少方面，比段玉所描述和感受的更令人难受。民生多艰，很多人都不容易，我们要善待身边的人。久没联系，去年整理旧作时发现之前段玉发来的歌曲一时找不到，与她联系，她很快发来。在凤凰网看到她写给女儿的信: 我希望你是女权主义者。时值2016年母亲节，将来女儿长大后会看到。或许哑河会再写点文字。）

　　段玉的歌曲几乎都有一种被遗弃的边缘感，丧失自由的无力感，灰暗的底色，压抑的空间。一如看不见天空分不清白天或夜晚的地下室或电梯。生活在地下，不止是居住地，还有现实的处境、权利和心理上的卑微。但因着热爱与执着，这没有土地的村庄，丧失家园的大地，依然深藏着明朗与温暖。在段玉歌声中，我们可能会倾听到各个角度的底层中国。

　　2009年，旅游卫视关于梦想的一档节目，一名25岁的东北姑娘，面向观众说希望成为一个创作者，能为劳动者歌唱。她这个梦想被归纳为音乐梦想。当时一共有五个选手，想当导演、舞蹈家、电影明星之类的。然后是表演，有演《雨中散步》电影片段的，有四川变脸，有跳舞等。姑娘带了几个姐妹一起弹唱《外面的世界》，最后是观众投票，分别看支持率。

　　姑娘认为大家表演都不错，她预想自己的梦想虽然不算远大，但也不至于最后一名吧，但最后就是最后一名。“因为我的梦想是为劳动者歌唱，我也一直在为劳动者歌唱，而台下都是劳动者。其他人的梦想都很主流。”姑娘认为自己为劳动者歌唱就应该得到他们的认同，但现实让她看到不是这样。“或许是我这个梦想在其他的梦想对比之下，更不像梦想。就是说，为劳动者有什么歌唱的啊，当电影明星什么的更像是梦想，更加具体。”姑娘对于自己的梦想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。4年后，姑娘回忆起当初，一切仍历历在目。

　　2013年4月28日，劳动节前夕，段玉在北京荷花市场唱歌，为家政工申张权利。

　　我要大声唱歌，我要大声唱歌，要让世界听到我说。

　　我不是仆人，请别叫我保姆。家政工是工人，我也要有尊严的生活。

　　我不是机器人，别让我不停干活，吃饭也要一视同仁，也有休息的权利。

　　我不想每月换雇主，健康证被当作废纸，受了工伤无处投诉，我也要有合同保护。

　　我不是劳动工具，我也会老去，我也会生病，我也要有社会保障。

　　劳动节前夕，姑娘出现在北京荷花市场广场，身穿围巾，手弹吉他，与另一位卖力击鼓的男歌手一起放声歌唱。有位大熊猫模特身佩着“家政工是工人”的红幅条在人群中散发着纸鹤，打开是一些关于家政工权益的字句。周围人来人往，停驻的人不多，个别人跟着他们一起唱。“他们在干什么呢？”有工人模样的人说着走开。

　　“将街头文艺与公益倡导结合在一起，之前也有这样的活动，地下通道和街头募捐等。这是我们长期做的，不是单纯的街头卖唱，有一定的社会责任。”女歌手段玉说，因为演出前没大力的宣传，来人不多，但对于现场效果，她觉得“挺好的，达到期待。毕竟两个人的力量有限，效果不像明星那么大。家政工分布在各个家庭里面，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，是被忽视、没有人听到声音的底层群体。我们呼吁家政工也是工人，也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和保障。”

　　2005年，段玉在某打工子弟学校当老师，500元工资。

　　流浪者小小的渴望：何时能不再飘荡

　　我住在一个村庄，但这里不是我的家乡，从小随着父母四处漂荡，风餐露宿习以为常。

　　我有着明亮的眼睛，也有着无尽的渴望，满面的尘灰朝着天空，也没有美丽的衣裳。

　　不久后我将离开村庄，再次随父母去远方。我将离开欢乐的校园，为生活奔波飘荡。

　　这便是段玉创作的第一首歌曲《小小的渴望》，与同心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一起演唱，和她大部分创作歌唱的歌曲一样，收录在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原创专辑里，并被半边天公益组织拍摄成MV。

　　“很多孩子从小到大，跟随父母出来打工，到处漂。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但很多话说不出来。”2005年，段玉整理学校校报，看到一名男生写给老师的长达7页4A纸的信，很感动；又有孩子跑来抱着她委屈地哭泣。段玉的第一首歌因此获得灵感。

　　段玉觉得孩子也渴望稳定一点，但这些话不会与家人说，孩子看到父母很辛苦在打工，感到很迷茫。在六年级他要面临选择，因为他不能在北京参加考试。他其实不能左右，今天在哪儿，明天在哪儿。“有时我们会看到，今天他可能还在上课，但明天就不来了，可能父母要去别的地方打工，他当然要走，甚至来不及跟他的同学和老师说一声再见。”

　　“我们都期望童年是无忧无虑的，但对于全国数以千万的流动儿童来说，这可能是遥不可及的梦。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，到大城市打工，离乡背井。孩子们跟随父母进城，因为户籍所限，他们的成长环境远不如城里的同龄儿童：上学难，学习资源不足，还要忍受别人异样的眼光，就算克服了重重障碍，或许明天又要到下一个城市，重新开始。”

　　段玉看到一些村子，年轻人都来到城市打工，只剩下老人与留守的孩子。“我们都会在有一刹那思念那个家乡，家乡的亲人，这首《他们说》，描写了他们对留守在家乡的老人和孩子的思念。有时候对于在外打工的人，亲人之间的思念和爱是难以说出口的，希望这首歌能够传递这种关怀与思念。”为什么出来打工？因为没有土地了，没有土地的村庄，土地被卖没了，或人太多了。段玉觉得，那个家乡越发模糊和面目全非。

　　那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村庄，村子里的人都要外出去打工，

　　全村只剩下年迈的老人，和不懂事的孩子。

　　已经离开村庄不知多少年，在外受的苦只能心中体会，

　　他怀念生养他的那片土地，可现在却全是钢筋混凝土。

　　他们说，他们想念他们的孩子，他们说，他们想念他们的母亲……

　　段玉也是一个普通打工者，多年来到处奔波，背着一把吉他寻梦。孩子们和打工者心中小小的渴望，其实也是她的心声。

　　1984年，段玉出生于辽宁海城，父母都是普通职工。鞍山师范幼儿教育大专毕业后，2004年到北京打工，汽车配件销售。女孩从小就唱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钱币上面也有天安门，让人感觉北京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，但现实中却遇到很多问题，“北京其实很大，又太拥挤，哪儿也不认识，很有落差，感觉自己很渺小。”

　　做了两三个月，段玉觉得每天的生活枯燥，没意义，没有朋友，挺苦闷，就用了一个月工资400元买了个吉他，觉得世界开朗了很多，可以用琴声去排解一下心情。年底，段玉换了个幼儿园的工作，工资高了，但人还是很胆怯，连公交车都不敢坐，吉他成了唯一寄托。找不到目标和动力，每天精神恍惚，她觉得这份工作不是自己想做的，但也不知想做什么。

　　2005年，有一位朋友在报纸上看到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的报道，就一起坐公交车去找，感觉很合得来，生活一下子丰富多彩了许多。每周末都去那里当志愿者。“谈不上什么收入，觉得能上台演出，就很高兴。”

　　下半年，“打工青年艺术团”用卖唱片的钱于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公益学校。没有老师，工资500元，管午饭，不包住。段玉义无反顾扎了进去，为此放弃了之前一所公办幼儿园的工作，那里工资1000多元，包住，管午饭，每月能寄300、400元回家。

　　她带着30多个孩子住在工厂改造的学校。当时10多个人住在不到三十平米的房间，上下铺，挤着，没地方挂东西，就拉一根绳子。衣服也买二手的，很便宜，几元钱就能买一件大衣，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”。吃饭的话，就吃馒头。早餐吃两个馒头，吃点咸菜。中午在学校食堂吃一点，但尽是大白菜，难吃。晚上有时不吃，有时就吃个馒头。那种时间虽然很艰苦，但女孩很开心。学校也需要扩大生源，要到一些打工聚集地演出，有时就在猪圈旁搭个山寨舞台。

　　多年后，恐怕很难有人可以看出这个在舞台上镇静歌唱，喜欢玩刺激的过山车之类游戏的活泼姑娘，曾是多么封闭的女孩。她最后得了外号“大侠”，段玉也觉得自己名字很像女侠。她呵呵笑着，边吃着买来的一块寿司，里面加上了芥末，辣椒等各种调味，就像她的生命一样多彩。

　　出去演出，段玉常会听到工友们讨论一些问题，欠工资，工伤，流动儿童教育，诸如此类。2011年，段玉了解到“拐卖”经常发生在儿童和打工姐妹的身上，她一下子写了三首歌。其一是《不能做的买卖》，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个问题，“幸福不能踩在别人的痛苦之上”。

　　有时段玉会在大街上看到乞讨和卖花的孩子，“这些孩子大多都是被人操控被人利用的赚钱工具”。还是在上学的年纪，还是应该在父母跟前嬉笑玩耍的孩子，却流落在街头叫卖。段玉写下《卖花小姑娘》：“有谁看见那一双仿佛会看见心灵的眼睛，那样像湖水清澈透明，同样闪着光芒。她那朴素的装扮下，呈现着一张稚嫩的脸。不过六、七岁的她，是什么让她离开了家？”

　　“我们应该有义务让孩子们回家，让孩子们不再流浪。”段玉说。

　　“有些女孩子被解救回来之后，很苦恼的不是被拐卖，而是家人的看法。怕家里人会不要她，责怪她，认为她是个坏女孩。其实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尊重与包容，这样她们才能回归家庭温暖。”段玉在《回归温暖》中唱到：“她曾经在黑厂艰苦劳动，她曾经被骗到偏远山中。她曾经被黑暗笼罩囚禁，她曾经努力逃离身心伤痛。请给我一个公平的眼神，尽管我已经身心疲惫。我需要更多勇气面对未来，妈妈再爱我一次不要离开。”

　　段玉曾在北京某地下室住了半年。

　　生活在地下：用歌声呼唤那个被隐藏起来的自己

　　段玉不断随工作变动而搬家，每次都疲惫不已，感觉被房东被工作追赶。处处无家，处处是家，居无定所。有时像逃亡，没有地方去就只能流浪。哪怕是临时的小小的固定居所，也能遮风挡雨。但一切显得虚幻。段玉写下《搬家》：“低矮破旧的出租房是我临时的帐房，墙壁上大大的拆字像时刻监视我的工长，无时无刻地提醒着，我即将流浪。不是梦中的橄榄树，是生活无奈的方向。”

　　2007年下半年，段玉到“社区姐妹行”公益组织工作，为社区女保安、小时工、保姆、电梯工等女工服务。那是她第一次开始深入地从帮助女性伙伴的角度来思考公益。那是个中产阶层小区，当时办公室在地下室，旁边有个小房子，段玉就跟两三个姐妹住在一起。“志愿者工作本身工资就少，800元，若不提供住，就没法活了。”虽然住的地方差一点，但至少也节省了两三百元的房租。“我们都是走同一栋楼，人家是上去，我是下去，从心理上感觉就矮人一等。”

　　段玉在其中住了半年，走廊很深，潮湿不见天日，灯光昏暗，水从旁边流出，弥漫着衣服发霉等各种奇怪的味道。地下室里居住着各式各样各行各业的打工者，做小生意的、家政的、服务生等等。共用卫生间，水龙头。白天大家出去干活，晚上就回到这个城市里唯一可以栖息的地方，度过一年又一年。每年回家，离开首都中心，回到边缘之地，乡亲们似乎“荣归故里”，但其实，他们在北京所栖身之地同样边缘。

　　段玉感觉没有什么希望，想着难道以后就这样过吗？又没有朋友可说，不知以后应该怎么办。“我想应该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朋友，都应该有的这样一段时间吧。”在苦闷中，女孩写下歌曲《地下室》：

　　当太阳跳跃着跳出地平线时，我却看不见那绯红的朝霞，

　　当我想要抬头仰望星空时，却只能看见昏黄摇曳的灯。

　　泛黄的墙壁掉落着岁月的尘埃，墙角的蜘蛛网落满岁月的痕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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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知是怎样度过了一年又一年，每一次我是否都是在梦中醒来，看见蓝蓝的天。

　　曲曲折折向远处延伸黑暗的走廊，象是让人摸不到尽头的迷宫。

　　在弥漫着奇怪味道的迷宫里，眩晕的寻找着通向阳光的彼岸。

　　生活是从衣服上滑落流水的滴答声，是从远方传来亲人的问候声。

　　就这样迷迷糊糊度过了一年又一年，依然躲在潮湿的角落里打转，看见蓝蓝的天。

　　在地下室住的人们很少与其他人打交道，就算走路也几乎都低着头，很少与人有目光的接触，段玉也一样。当时女孩想做一下地下室的宣传，她会敲每个地下室的门。但大家在那种封闭的空间里，很不愿意交流，大多数是沉默的，悄无声息的。“那个地方，本来就是压抑的地方。”

　　也有接受的，一次段玉在门外，听到一个韩剧，敲开门，那个女孩就问干什么啊。段玉与她说是公益机构，会举办一些文艺等活动，看她是否有时间。她就接受了探访。因为望京那边韩国人挺多的，要是会韩语，就会很有帮忙，很有发展。她就学韩语，对生活还是很有目标。

　　在地下室，段玉每天接触一些打工姐妹，当时接触到一个新的工种叫“电梯司机”，印象深刻。在这个中产阶层小区中，“电梯工”是完善物业服务的一个特殊职业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工种？最初段玉很奇怪。后来接触到，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业主，因为有些业主不敢自己坐电梯。700到800元一个月，有白班晚班，24小时都有人。当时接触到的电梯工都是17、18岁的小姑娘，基本都是刚刚从老家来到北京，“青春的年纪就消失在这上上下下的电梯中。”

　　这么好一个年龄，却在那么狭小封闭的空间里给人家开电梯，每天呆十几个小时。段玉觉得“挺可惜，很多人，这个年龄，都用来学习。”经常还有业主抱怨开电梯慢了或快了啊。每天进出电梯有来往不断的人，唯一不变的就是电梯工那单调反复的动作。“其实她们也是爱美的小姑娘，她们也有对生活的向往。”段玉写下《电梯姑娘》，描写了姑娘的工作与生活：

　　电梯上上下下的运行着

　　乘坐电梯的人越来越多了

　　在她的周围是一些高大的男人女人

　　我看不见电梯姑娘也感受不到她的气息

　　狭小拥挤的空间被陌生的气息充塞着

　　你已经不知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春秋

　　也许这是个可以躲避风雨的港口

　　但同时也是一个让人遗忘的角落

　　青春就消失在这上上下下的锁链中

　　我看不见飞鸟也看不见天空

　　在分不清白天和夜晚的空间里

　　我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太阳

　　站在空空荡荡的电梯里

　　双腿已不知不觉肿胀麻痹

　　此时我多么希望拥有一把椅子

　　能够让我获得短暂的喘息和休息

　　头发在灯光下发着紫红色的光

　　姐妹们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

　　我也希望能够穿上美丽的衣裳

　　但是我只能站在这里让它擦肩而过

　　光滑的四壁依旧被擦得明亮

　　我看得见的是陌生和冷漠的眼光

　　我们也有着一样喜欢唱的那首歌

　　我们也有着一样的苦恼一样的哀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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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8年段玉认识了名字叫金凤的女孩，她在工厂工作过两年。段玉对她说，你把自己的故事说一下，我帮你写首歌。当时还有其他姐妹，她们说，很多人都叫我们为打工妹，但这个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难道就因为我们从事着底层的工作和来自外地就这样称呼吗？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字，并不是别人给的一个标签。“我们要呼唤那个被隐藏起来的自己。”“他们称呼我的名字，他们叫我打工妹，我有自己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金凤。”（《我的名字叫金凤》）

　　在不少场合，她们也不敢说话，不然别人会提示或笑话你是外地人。可能穿着比较土气，会觉得去不了大型商场超市，担心别人异样的眼神。

　　“有什么特别让人气愤、难受或触动的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事例吗？”

　　段玉说，并没有特别的攻击性很强的事例，让人难受的或许是那种普遍存在的一种氛围。“我也不知是为什么，比如你是家政工去一个别人家，就会有一些不平等的东西，比如说别人对你的语气，好像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。别人好像也是好意，但听起来就感觉很不公平。别人家很宽敞明亮，但你却是要去那里干活的，要看人家眼色。自己呢，就得住在地下室，那么阴暗潮湿狭小的地方。”

　　在陌生的地方，没有什么关系，会感觉无助和自卑，比较敏感。有时别人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举动，弱势者也会感觉受歧视。段玉承认，这种可能性存在，但有时确实就是歧视，比如说电梯工，十几个小时在里面，难免无聊乏味，就会看看手机什么的，有的人看到，就非常不高兴。比如家政工，让她们吃剩饭，不停的干活；已经有了健康证，但每次来都得抽血验血。“比较赤裸裸的歧视。”

　　段玉在为打工者唱歌，2009年。

　　离开北京：这里不是我的家乡

　　这里不是我的家乡，这里夏天没有闪烁的萤光。这里不是我的家乡，这里秋天没有金黄的稻香。

　　哦！打工的人儿，漂泊的心，是什么让你把故土收进行囊，是什么让你把思念藏在心房。

　　哦！打工的人儿，麻木的心，是否你已把嘲笑当做生活习惯，是否你已把冷眼当成家常。

　　说唱：家乡家乡，我们都知道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因此让我们更加地思念家乡，但是为什么你不想一想，我们在这里工作、我们在这里生活，这里何时才能成为我们的家乡？哈哈，你别闹了，别闹了，你永远买不起房，不知道何时才能等到廉租房，除非你找一个本地的情郎，或者是本地的丈母娘！

　　2011年离开北京到苏州后，段玉和姐妹们根据一首诗歌集体创作了《这里不是我的家乡》。段玉到苏州工友家园做一名志愿者，组织工友们创作歌曲和话剧等。其中也有感情的原因，之前在北京夜校当培训老师，段玉认识了一位青年，青年到南方发展，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。“一个人坐火车走的，晚上卧铺到上海，再汽车转到浙江海盐。东西不多，很多东西之前已寄过去。是奔向一个新世界吧，也会舍不得，毕竟那么多年在这里，有朋友。做出这个决定其实挺难的，之前考虑很久，与当初离开幼儿园时一样。我会设想，我到五十岁时会怎样，就觉得这种生活很没意思。”段玉回忆起当初离开北京的情形。

　　问及社会保障，福利之类。段玉说一直没享受过。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正规的工作，一直跳来跳去。除了幼儿园和公益，她做过汽车和玩具销售，夜校老师，文员等工作。极少有工资超过1000元的。也有工作过一两年的，但人家没给上。

　　家常菜馆之类的小店，是当初段玉常去吃饭的地方，“没有条件自己做饭，快餐、盖饭啊，一般10几元，吃饱了就行，难道还吃大餐？”在大城市，看到高楼大厦，看到别人开着车，尽管生存艰难，但她坦言并没觉得有多委屈，“当不满意时，我就试着去改变。喜欢做的事，就不会在意。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离开北京的原因，因为我感觉不到有什么希望或改变。”但她没想过一定要出人头地，认为那是传统思想，给人枷锁太多。

　　在北京这么些年，人越来越多，自己淹没在人群中，感觉找不到自己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。“如果我没有很好的发展，我就好好过生活，但当时我的生活也一团糟。回老家吧，又觉得融不进去，从同学身上就可看到，就是结婚生孩子带孩子，没什么希望。小城市的人，那种（势利）是明着来的，比如说谁谁通过什么又赚了多少钱，谁谁又嫁了个好老公，谁家又出什么事了，反正就家长里短，没什么追求。”对比而言，北京这边人虽然也势利，但还是会让人有梦想，尽管渺茫。

　　下班后或周末，能去的地方，也没多少。看电影发现电影票很贵，逛商场发现没有一样便宜的东西。自己工资又那么低，什么都买不起，好在没什么攀比心理，不会去一些奢侈品的地方。段玉回忆，当时朋友就那么几个，偶尔相聚，也会去唱歌。吃饭的话，两个人，消费不会超过两百元，三四个人，不会超过三四百元。

　　段玉也想过长期留在北京，若有一间房子多好，即使是特别小的，也感觉稳定，不会想着今天住哪明天住哪。但她从不关心楼市，也没去看过房子，更不知购房所需的条件，她并不符合。“只是想想而已，根本不可能实现。”有的时候，几个姐妹挤在一个地下室里，想着要是有一间大点的房子，多好。在北京这些年，她从没一个人住过一个房子。有时，需要个人空间时，她会试着去找一个房间，弹琴或写东西。段玉也曾幻想，要是混得好，我就在北京安家了。“比如遇到个有钱的人，这种虚幻的想象。”

　　北京那些年，段玉一直在迷茫，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，特别是最初两三年，很悲观，对工作，对未来。觉得自己是一个老人，满身疲惫。但她还是一直在坚持，像音乐，女工公益。段玉坦言，“其实我想过一个问题，有一天我死了，会留下什么东西？其实什么都留不下，就那么几首歌。好吧，为了那几首歌，得坚持下去。”

　　段玉是地地道道的东北人，也在冬天出生，对雪有特别的情感，从小就喜欢在雪地里玩耍，抓一把雪扬撒是小时候经常做的一件趣事。“小的时候也会吃雪啊，一开始会冻手，但玩了一段时间，雪就会发热。”当她离开家乡来到北京闯荡，就再也没有像小时候那样与雪共舞。2009年冬天她认识了一个女孩叫范雪琴，是一个南方人，正好在外面，正好下雪了。范雪琴从来没有看到过漫天飞舞的雪，非常的兴奋。段玉鼓励她把自己看到雪的感受写下来，随后把她的日记修改成歌曲《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》。段玉总能将别人的故事与自己的故事和感受结合起来，将自然与自己生命结合起来。“唱着我们的歌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，我们两个在雪地里奔跑欢笑。”

　　天空阴郁像蒙上一层薄雾，这阴郁的天空就像是我那前方的路。

　　忽然我感到有什么落到我的脸上，我惊奇的发现眼前已是一片白茫茫。

　　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，雪花飘飘飘不到我的家乡。

　　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，雪花飘飘我不知飘到何方。

　　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，我在雪中独自歌唱。

　　2009年下半年，段玉接触了一个女工公益组织叫“木兰花开”。业余时间，去带文艺队，教大家弹琴唱歌。期间集体创作了一首代表女工的歌《木兰花开》，“远离家乡的木兰花满天飘，飘落在哪就在那生根发芽，在茫茫人海中奔波忙碌，挥洒着我们的青春和汗水。”同样是漂泊的形象，没有家。段玉认为木兰花象征着女性的坚韧与顽强，凝聚着姐妹在外漂泊的故事与向往，“我们希望有更好的生活，女性也是一份力量。”

　　段玉在工厂为打工者歌唱。

　　我不是代言，而是帮无声者发出自己的声音

　　对于打工者，段玉将之分为好多种，有些是最普通、最基层的，干的活最脏最累，一般被称作“隐性的”，如保洁工，“很多时候我们是不会关注到的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出声音。”

　　段玉很喜欢中国最早一批打工诗人写的打工诗歌集，她一直在创作着诗歌或歌曲，试图表达她眼中的底层中国。

　　作为一名同样处于无声底层的打工者，段玉用她独有的视角观察着她沉默的兄弟姐妹。她的歌声，大多平静诉说，偶尔有着一些呐喊。初期在北京，她有一段时间喜欢摇滚，觉得挺能表达人的情绪，比如压抑啊，挺容易释放的，后来觉得挺躁，觉得不一定非要用很躁的、很直接的方式表达出一种力量，也可以用一种柔软的方式表达出来。

　　创作和演唱的所有歌曲，段玉都能背出歌词。仔细聆听，这些歌曲几乎都有一种被遗弃的边缘感，丧失自由的无力感，灰暗的底色，压抑的空间。一如看不见天空分不清白天或夜晚的地下室或电梯。生活在地下，不止是居住地，还有现实的处境、权利和心理上的卑微。但因着热爱与执着，这没有土地的村庄，丧失家园的大地，依然深藏着明朗与温暖。在段玉歌声中，我们可能会倾听到各个角度的底层中国。

　　音乐应该是自由的。对于毛泽东在《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，段玉觉得，应该更丰富多彩一些，为各个阶层。但现在大多歌手并不为人数众多的劳动者歌唱。“比如说打工者的歌曲，似乎没有太多的力量与声音，被主流的流行歌曲掩盖了。”

　　段玉认为应该有一些人来做这样的事。她曾遇到有些工友会写歌，但写出来和流行歌曲没什么区别，也就是说与他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。“比如一个工友写的，歌名叫什么舞蹈，就是怎么翩翩起舞啊，多美丽啊。这种风格的，就是不生活化，听了太多流行歌曲之后，臆想到的这种。因为他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可写的，就做做美梦。”

　　那么多年，一直没有舍弃公益的事情，段玉觉得自己较为适合做这项工作，“融合了社工与音乐的一些理念在其中。”比如将工友们聚在一起，就一个主题，进行讨论，然后总结出一个作品，有可能是歌曲、诗歌或戏剧。让更多的工友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。段玉说自己曾是在一线工作的工人，也是一个外地人，希望在一个城市里生活得更好，一定要去争取，一定要有一些话语权，所以她愿意做这样的事情，为他人争取权利，同时也是为自己。

　　段玉希望通过娱乐的方式，让大家认清自己的处境，去争取自己的权利，比如说工作时间长，拖欠工资等问题。有些普法人员会帮忙去解决一些问题，但同时采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来，会让更多人关注。

　　外来女工或底层工人，比较重要的权利有哪些呢？段玉首先说休息的权利。“每天她们工作13、14个小时，白天上完，就是晚班，不停的倒班，只拿那么一点点工资。还有工厂应该承担一部分精神文化，不要完全把人当作机器。比如说‘上四休二’的制度，表面看起来挺好的。实际上两天白班，两天夜班，然后休息两天。仔细算来的话，上夜班之后，有一个白班是用来睡觉的，实际休息只有一天。没有周六周日之分，比正常的“上五休二”要上更多班，也没有周六日加班费。”

　　还有正式工与派遣工，待遇不一样，但做的工作是一样的，而且派遣工可能比正式工做得更多，为什么收入更低？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，段玉也说不清，好像就是工厂里的规定，资方与工人之间是不平衡的，厂方一方说了算。工会都是老总的亲戚朋友，形存实亡，逢年过节还跟老板吃饭，怎么可能为工人说话啊。其他NGO或维权组织很难介入这些事情，他们生存都很难，随时被打压，就去年广东已经打压好几家维权NGO组织。也有不少是老板给点钱，就算了。至于劳动法，大家都在踢皮球，这个说不是我的事，那个也这样说。等你将这个事办下来，也不知什么年月了。

　　那有什么可以解决的途径吗？段玉说，自己只能用擅长的文艺将它唱出来。比如说写一些跟工友工作与生活相关的歌曲，希望可以团结大家，引起关注。“其他的，我也不能做太多。我也不能直接跟老板谈判，没有那么多法律等专业知识，让其他专业的人去做吧。”

　　去年在苏州工人文化馆，馆里领导看了段玉她们的演出，觉得特别好，说比较接地气。“之前他们看过不少演出，都是阳光明媚，星光灿烂，唱美声唱民族唱和谐，都是很主流的歌曲。看到我们自己编排的，虽然比较粗糙，但很符合真正的工人生活。”

　　对于旭日阳刚的成名之路，段玉觉得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，他们成名之后也走自己的路线。如果他们能找一些公益合作之类的，没准能有一个推动作用。但他们现在成了商业的产物，已经远离了底层。段玉觉得比较踏实去做会更好。目标不是出名，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活动，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之余，能表达自己的声音。将来若有机缘，说不准会有更大的影响。

　　目前中国的公益组织较弱，段玉认为眼光应放长远一点，欧洲也是经过漫长的过程才有现在工人的地位。现在中国刚开始，也不能说在几年之内就达到一个什么的水平。只是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能起到推动作用。

　　段玉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让劳动者产生抗争的意识和行动。“跟几年前相比，还是有所提升。其实很多工厂都在罢工，这样的状况并不是公益组织促成的，而是工友们这种意识的觉醒，自发的促成了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像60、70后那样逆来顺受，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你不让我过得更好，我当然要去反抗。”

　　有些工友会问段玉，你这工作拿多少工资啊。她说不高，几百元工资。有时，段玉的公益工作会受到一些工友的质疑。

　　“人家就会说你自己还没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好，就来做这个事，来帮我们，奉献自己。觉得挺可笑吧，或觉得是骗人的吧。”遇到这些，如果对方听解释，段玉会将事情说清楚。如果不听，那也没办法，“毕竟不能让所有人都去支持你的工作，像你想象中的那么去理解你。”

　　你是为他们服务，但他们不理解你。起初段玉感到委屈。参加旅游卫视的梦想节目之后，她就不那样想了。“我并不是单方面为他人去服务的，这是一个互助的过程。在做公益的过程中，我更深地了解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　　段玉遇到很多志愿者，一开始都是满腔热情，但做了一段时间以后都不来了。最开始时，他们可能是带着奉献自己的精神，我要奉献爱心，我要怎么样，心态与想法是不正确的。“应该是不管我做什么，都要将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，与他人都是互相平等的关系，相互促进。”

　　“那你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？”

　　段玉答道：“我可以接触到工友，了解到他们的情况，聊得来的，可以成为朋友，一起做点事，比如创作歌曲。就是说不要将目标定得很大，而去做具体的事情，一件件做。”

　　段玉和工友们的创作定了几个议题，有女工，儿童，另外是比较自由的。如工伤，维权过程很艰难，很多工友容易放弃。有一个职业病的大哥，他成功了，写了《工伤正义歌》。儿童方面，暑假在苏州会办一些夏令营，会根据在当地打工的家长子弟们经历的事情，写歌。

　　对于一些关注底层的公共知识分子，段玉说都不关注，“他们离我的生活比较远，他们关注的，和我关注的可能不一样。他们不一定到现场，去研究。因为看得见的东西相对来说会真实一些，网上的东西，没有办法去考证真假。”

　　“有些公知宣称或被称为底层或弱势群体的代言人，你如何能够区别开，他（她）是为群体发声，还是为自己发声？”

　　“那要看他（她）具体做的事情，做过什么，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看是否真的能为这个群体发声，而非只是为了个人。”段玉说。

　　前些时间，段玉和工友们一起创作了《朋友一起来唱歌》与《我是女孩》，前者获得广大工友的好评，后者受到广大男工的不屑，认为不好听。因为后者是从女性角度来写的，有个女孩，一开始他们家想要一个男孩，所以一出生就受到歧视，没读多少书就出来打工，充当廉价劳动力。难道我是女孩，就要从学校离开？难道我是女孩，就要受不公平的对待？一个女生写的，后来大家针对这个歌词进行了一些讨论，觉得都还可以。有些女工听了就想哭，因为她们就是这样的，但是男工觉得我们一样受压迫啊。

　　创作的歌曲，如何保证这是工人自己的心声，而不只是创作者以为的心声？段玉会在大街上招募组织工友，让参与者分成小组，让他们自己交流和创作。“当然，他们也不可能代表所有群体的想法，但他们起码也是两三个人一组，交换不同的意见，然后写出作品。我们只是指导，提供议题。比如说从三组中找到内容比较合适的，大家再将它修改成歌词。整体过程都是大家一起来做的。一个人的想法比较有限，经过几个人的碰撞之后，没准会有惊喜，可以意识到他们平时没有想到的问题。”

　　段玉认为，能够打动自己，相信也能打动一些人。但个别电梯姑娘听过《电梯姑娘》，没什么感触。“有时身在其中不一定感受到。另外，若不熟的话，是不会轻易将内心的痛苦表现出来的。”

　　“比如说之前的奴隶与奴隶主，他习惯了，不感觉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，或者没感觉到与外面自由人的强烈对比。但在有些人看来，他会有这样的痛苦。有些人说，要写出底层的东西，要代言。你觉得自己有可能代言吗？”笔者追问。

　　段玉说她自己从来没有想去代言，“我代言不了，我觉得只是写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触动了我，我就写出来。”

　　不要让底层成为被人踩在脚底下的

　　哑河：现在这个社会，下层的人好像很难往上爬了。很多人对富人、官员较为仇视。比如说发生一件事情，它只是一个人的行为，但将它标上富二代官二代，它就会成为一个群体。比如上一次李双江儿子，大家就将他当作一个二代的标签。

　　段玉：将它放大的是谁？是媒体啊。如果媒体不用这种字眼的话，换一个就不一样。比如农民工，穷二代，富二代，高富帅，都是媒体给的标签啊。

　　哑河：这种标签，是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定义出来的。但是，这种心理，是迎合广大公众的。

　　段玉：那只能是说，中国五千年传统遗存在人们脑海当中的一种潜移默化的意识，就会觉得这种官僚，富人就是这样的啊。上次我看周立波秀，他说地主或贵族在中国其实是不存在，之前已经被除掉了。为什么现在又出来了呢，这个值得大家思考。

　　哑河：你是说毛泽东时代不存在这种等级，大家是平均主义。

　　段玉：就是说中国现在不应该存在这种特权阶层，过着奢华的生活，吃一顿饭就十万二十万，穷人就住在简陋的房子，吃一顿肉都舍不得。我不认同平均主义，底层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会有，但不要让底层成为被人踩在脚底下的。

　　哑河：你说的底层是说在物质上处于社会底层，但权利上是与他人平等的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这种处境。那你觉得在当代中国可以吗？

　　段玉：也许有一部分人可以，但有一部分人永远不可以。比如来自农村的人，考公务员啊，有可能就当官了。或许有一部分人通过创业有一些成绩。但不少人没有能力，也没有机会或关系，他们就很难改变。我们不考虑那些能上去的人，我们考虑那些上不去的人，也要有好的生活，平等的权利，也要有尊严，而不是任人践踏，任人宰割的羔羊。

　　哑河：但现实是，这些底层任人宰割，就是因为他们上不去。问题有两个层面，一是争取，一是争取之后的结果。在有些社会，你努力了，可以上去。比如中国古代，你考试好，可以改变命运。但有些社会，你努力了，还是上不去。

　　段玉：所以就变成牺牲的产物吧。所以我们要有文艺作品要记载和留存下来，就像我们上学时学过的那篇《卖炭翁》一样。如果没有这个作品，我们是不会知道当时那个卖炭翁是怎么样的，他就成了社会的底层牺牲品。

　　哑河：留下这个作品，你觉得有什么作用和意义？

　　段玉：这个社会不单是能上去的人的社会，对于掌握知识的人，可以留下我们的精神文化，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。也许仅此而已，也许几百年以后，会有所改善，那就不知道了。又也许我们做的是无用的，但这个过程是重要的。

　　哑河：你觉得可以改变，是说人们有这种反抗意识。你说你读过一点鲁迅，鲁迅有“铁屋子的呐喊”，就是说大家都睡着了，着火了，如果大家都不知，全都死了，或许就不会有痛苦。但如果有人呐喊，就会有人醒来，承受痛苦。我说的意思是，如果这个社会结构，你明知道它就是一个铁屋子，但你还是要呐喊。你似乎让他们看到希望，看到自己有这种权利。他们有反抗意识，但现实不可改变，就会有这种痛苦。

　　段玉：其实我们在做事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就像之前做农村妇女女工权益时遇到的一个人，就是说应该怎么样，就会有自己的权益。在不知道之前会过得很好，但知道后，就会变了，不安于现状。这个目前没有答案。也许放大来说，人生就是充满各种痛苦，在这个过程中去体味人生吧。

　　哑河：你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、社会主义？

　　段玉：我什么都不信，也许是我接触的少，没什么信仰。之前学过，都忘了。不管是什么主义，我只知道要让老百姓，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的老百姓，过得好，病有所医，孩子有学上，老有所养。

　　哑河：你认为怎样可以改变这种状况？

　　段玉：取消户籍制度，呵呵，你认为可能？如果有那么一个领导，改革性很强的话，说不定就取消了。但若我到了那个位置，也不一定就能改变。就像是下达一个命令，下面的人不一定听。屁股决定脑袋，我不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不操这个心。

　　哑河：那你现在也没去工厂工作，那为什么要去帮助那些工人？

　　段玉：我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事。大家都是在底层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些事。其他阶层掌控更多的资源，本来就有话语权，但底层不能控制和左右很多东西。

　　哑河：你怎么看公民社会和公民？

　　段玉：我觉得（公民社会）还是针对（北京等城市）本地人而言吧，就是更多的权利是给本地人。至于公民，就是作为一个人，我就享有作为人的权利，而不是说你给我。现在也有这份权利，但在别人控制之下，比如言论自由。

　　当谈到实现公民社会的途径、自由民主宪政等概念时，段玉说自己是偏行动型的人，没有深究，不好说。段玉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偶像的人，也没有宗教信仰。“我比较简单，就去做，凭直觉去做。”

·END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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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寻人启事】

哑河 | 合时而美，朴素而久：寻找一双叹息的眼

【延伸阅读】

哑河：地铁里的童年 | 北京命运地图（1）

哑河：露宿街头的老人 | 北京命运地图（2）

哑河：记录底层和弱者就是记录我们的命运与未来 | 北京命运地图（3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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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北京青年学者，现从事学术研究。10岁开始写作，坚持至今。受过较严谨的哲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精神病学和社会学学术训练。做过医生、儿童、心理、教育、媒体、文化、公益、社会调研、学术等工作。担任过多家媒体（执行）主编，专栏主笔，CSSCI核心期刊学术编辑和评论员。曾在文化纵横、二十一世纪（香港中大）、当代中国（香港）、南周、南都、新京报、人物、南风窗、中国新闻周刊、中国改革、诗刊、青年文摘、单向街、中国图书评论、绿叶、国土资源、中华儿女、心理与健康、共识网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媒体发文数百篇。出版过个人作品集。用了十年完成孤身走中国计划，曾一个人自费赴藏区支教调研三年，长期专注于底层调研与深度访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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